夹边沟轶事：关于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最详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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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底 ,我和朋友有过一次大西北自驾之旅，返程的时候我们特地经过甘肃酒泉，路过了那个著名的地方--夹边沟农场。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夹边沟农场--湮没于戈壁的人间炼狱》，谈到了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文中述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其二哥傅作义的劝说回国（即北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背景资料大都来自网络，和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记事》有一些渊源。需要说明的是：《夹边沟记事》是纪实性小说，纪实性小说毕竟也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史料。
文章发出后阅读量3万左右，有幸被一位老先生所见。昨日他联系到我，并告诉我关于傅作恭他有更详细的采访资料，希望可以通过我告诉更多人历史的真相。
这位老先生叫赵旭，一位年近七旬的作家。出版过多部关于夹边沟的作品。通过长时间交谈我觉得自己更愿意相信他的调查，他的调查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今天我将赵旭先生提供的资料在下面发出来，供有兴趣的朋友了解。
（2）
这些年来网络上关于傅作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些夹边沟的幸存者也以讹传讹，让笔者采访时也曾进入过误区。
笔者为了对历史负责，多年来采访了与傅作恭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在夹边沟农场一起劳教的幸存者及其亲友，并且查阅了傅作恭的档案，于2014年在台湾出版的《反右运动夹边沟惨案幸存者证言》对一些不实的说法进行了纠正，但时至今日仍然在微信群里流传傅作恭是傅作义的胞弟、美国留学生，从事水利工作，偷吃猪食死在猪圈门口等等一些不实的说法，现对此加以更正。
傅作恭，字静之，男，汉族，山西省荣和县（现临猗县）第三区（孙吉镇）安昌村人，生于农历一九二0年三月十五。傅作恭的祖父傅文鼎育有两子，傅庆泰和傅庆玉，两兄弟一共有十个儿子，依次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为他们取名，其中傅作仁、傅作义和傅作良为傅庆泰之子，包括傅作恭在内的其余七个为傅庆玉之子。所以，傅作恭是傅作义的堂弟，而不是胞弟。傅作恭的父亲傅庆玉（子崑），继母傅张氏。
傅作恭1926年即开始在私塾读书，1927年至1935年6月在山西省荣河县立第三高级小学学习毕业，其中曾与七哥傅作良和侄子傅正印到山西省太原学习。1935年至1938年6月在天津南开中学初中部毕业。
傅作恭的《自传》中写道：“我梦想将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日寇天天在学校附近打靶演习，打破了我的梦。日寇在租界内的横行无忌激起了我的侠义爱国热情，于‘一二九’运动中，我冒着敌人的刺刀、水龙头、大刀、机关枪，冲破了敌人全副武装的弹压队及铁丝网在日租界大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我们并列在火车路上卧轨、派代表请愿，这是我向恶势力斗争的第一次。”
1938年至1940年6月，傅作恭在重庆南开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因贫血病在家休学一段时间。1940年至1941年在金堂铭医中学习毕业。
1941年至1945年5月傅作恭在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毕业（抗日战争时南京金陵大学迁到了成都的华西坝。傅作恭和笔者的父亲是同届校友，傅作恭没有留学的经历，也没有从事过水利工作，是一位严谨求实的林业专家。）
傅作恭毕业后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他任绥远临河奋斗学校农场副主任。1946年11月至1949年6月又任绥远狼山绥西军耕农场副场长（场长为武善立）兼绥远临河奋斗学校农场副主任、奋斗学校名誉校长。
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傅作恭任绥远省立第二农事试验场场长。
1950年3月至1950年7月任绥远省立林业试验场场长。
傅作恭从小既无生母抚养，继母对其经常虐待，而其父则不闻不问，使其心灵受到了很大创伤，这是他以后性格孤僻、脾气暴躁的主要原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他家中有45口人，三院房屋、土地三百余亩、木船22个、商号五所。1939年8月，抗日战争时因傅作义为抗日名将，其家被日寇轰炸焚毁，木船、房屋均被烧掉，片瓦无存，全家逃难陕西省西安市，家境穷困，靠做买卖维持生计。他的大哥傅作仁（叔伯哥哥），管理家中全部财产，傅作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傅璞，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23兵团任少将教官；二儿子傅琓，黄埔军校第十九期毕业，曾在23兵团司令部任少校参谋。傅作恭的二哥傅作义（叔伯哥哥），抗日名将，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有两个儿子；女儿傅冬菊西南联大毕业，共产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越南做地下工作，特长法文，任《人民日报》编辑兼外勤记者。三哥傅作礼，从小耳朵聋了，未念过书，在家闲住。四哥傅作信，日本帝国工业大学毕业，曾任北京石景山炼铁厂总工程师。七哥傅作良，延安抗日大学毕业，曾任23兵团司令部中校团长。十弟傅作让。傅作恭与傅作义虽是叔伯兄弟，但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从小都和睦相处似亲兄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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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解放前夕，傅作恭曾多次劝说董其武等走北平和平之路，指出“那是最光明的一条路”，并参加了后来的绥远和平起义。
1952年4月傅作恭在绥远凉城县请长假从绥远到西安看望父亲，又去北京看望二哥傅作义。在这里他遇到了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1952年6月经邓宝珊介绍到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工作，并于1953年至1956年10月一直任林业局造林科科长。家住兰州市城关区山字石街（西街）17号。
1956年肃反运动中的傅作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肃反运动后期甘肃省农林厅对傅作恭历史问题结论为：“傅作恭同志的问题，经查证，刘满苍（因牧羊恳兵武占元偷了绥远狼山绥西军耕农场的羊卖给刘满苍）证明傅作恭打了他的耳光，但没有打他的父亲，刘仲元（刘满苍之父）是以后因病而去世的。傅作恭原先的手枪问题，经刘明证明是经王锡端出售属实。至于脱离绥远凉城县工作，系请准长假脱离的。”
据傅作恭档案记载：1957年5月29日农林厅召开民主党派成员座谈会，傅作恭说: “现在对知识分子重用不够，改造多，重用少”。并且在平时闲谈时说过：“把人分成中间、落后形成拉拢一批，打击一批，工资改革对你们所谓的积极分子的提高，所谓的落后分子的打击，统战政策是上统下战，下面战而不统，墙和沟是共产党造成的，把旧社会过来的人一律另眼看待，对旧知识分子的重用一笔勾销。”“局里有坏蛋（指党员积极分子），不赶出去工作搞不好，逢迎拍马，想升官发财，看领导眼色行事，顺风倒，加入党是为做官，一朝权在手，就把命令行，汇报时加油加醋，这次整风为什么还叫这些人来领导呢？”“他妈的，还没鸣哩，现在就压开了，你们整党哩，还是整我哩？”“不做工作，不犯错误，否则将来坐班房还不知道为的啥。”由于这些言论反右运动中傅作恭被划为右派分子，并被押送到甘肃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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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恭去夹边沟农场时，家中有妻子潘翠竹和五个孩子傅锦蓉、傅锦国、傅锦民、傅锦科、还有一个刚出生满月的孩子。傅作恭去夹边沟时他最大的女儿傅锦蓉14岁，当时在兰州五中上学，由于家中没有了收入经济无着只好退学。1960年傅作恭的妻子潘翠竹带着五个孩子被迫回了老家农村山西省临猗县南赵公社安昌村，凭亲友接济到处借债生活。傅作恭的妻儿回老家山西安昌村时，最小的老五刚满月，老五后来在贫病交加中13岁夭折。由于傅作恭的右派问题孩子们被株连不能升学、入团、参军、参加工作，妻子潘翠竹忙了外面忙家里，里里外外一把手，负债累累，劳积成了驼背凹胸。
傅作恭在任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行政十五级）农林工程师（三级工程师）时，具体负责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他经常深入到甘肃河西走廊、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陇南林场一线进行植树造林的指导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兰州市中山桥北面的白塔山光山秃岭与兰州南山的五泉山形成鲜明对照，五泉山上郁郁葱葱，而白塔山却满目荒山、树木稀少。在和科研人员一起反复研究调研的基础上，利用黄河水在白塔山上植树造林，在兰州南北两山挖沟植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然而傅作恭这么一个正在事业上蒸蒸日上的科技工作者和踏实肯干的领导干部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审查，1956年10月被免去了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造林科科长职务。1956年12月30日甘肃省农林厅林业局做出结论意见为：“一般历史问题”。1957年7月27日经甘肃省人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被划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劳动教养，1958年3月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于1960年5月死于夹边沟，尸体被草草埋在了夹边沟农场的毛夹山后。
林业局退休高级工程师金昨非告诉笔者，他生于1931年，1954年在山东农学院林学系毕业，毕业后分到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在农村工作部时他与傅作恭经常打交道，傅作恭对工作的严谨认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他被调到了造林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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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夹边沟农场时，傅作恭由于有管理农场和林场的经验，给农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农场采纳他的意见后，不论植树造林和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起色。可他耿直的性格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快引起了场里那些虚报浮夸领导的反感，因为他的建议和科学态度与大跃进胡报乱吹和急躁蛮干破坏生态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另外，这样一个国民党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右派就是反动派的年代里自然就成了这些人莫名其妙仇视的对象。
档案中记载：当年傅作恭在农场时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是“优点：一、性情耿直，忠诚坦白，从来不说一句谎话。二、对坏人坏事恨之入骨，能和坏人坏事做坚决的斗争。三、能遵守场内一切规定和制度。四、简朴节约，能体验出劳动人民生活。五、在学习方面，开会时发言，爱看报纸，注意时事。六、有以场为家的思想，能对场干部和工人提出技术方面改进意见和合理建议。缺点：一、劳动力不强（一个文弱书生，而且38岁的他当时在夹边沟农场属于年纪比较大的劳教人员，身体自然不如别人），不主动。二、没有涵养，性情粗暴爱和人争吵。三、联系群众不够，性情孤独。四、爱受人恭维，不爱受人批评、指责。”
他在夹边沟农场1958年7月12日的检查中写道：“当被批准劳动教养之时，林业局党组曾征求我的意见，愿意自谋生活也可以，而我觉得这是两条道路之斗争，我应当跟着共产党走，所以党总书记刘德珍同志很满意的，再三表示，家中生活完全由党负责，两个月后，并把家给我送来，我提出我素来体弱多病，恐对劳动力太强之工作不堪胜任，刘书记再三表示，可以把我体质太差之情况，向此间组织反映，可给予喂猪、养羊之轻劳动，我到场后编入基建队（夹边沟农场基建队是强劳队，一般将所谓不听话的劳教人员和极右分子在这里改造），我之情绪很不正常，觉得力不胜任，每日疲乏不堪，虽尽最大之努力，而同志们之意见非常之多。……”
由于傅作恭耿直的性格，自己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管理农场、林场的经验，看到夹边沟农场无法无天、违反科学的做法他就要说，对农场胡干蛮干摧残劳教人员身体的做法很有意见，这就给自己埋下了杀生之祸的隐患。我采访了傅作恭当年所在小组的小组长孙绍斌和与他在一个严管队里的罗舒群，以及当年农场的管教朱照南，还有司继才、张开丽、王忠毅、刘而森等人，当我默默地听他们诉说当年傅作恭被人用草绳套在脖子上像牲口一样拽拉，被绳子捆、戴手铐、罚扣饭、扇耳光，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我哽咽着再也无法进行采访了。
夹边沟农场这个人间地狱要让一个人死非常容易，随便找一个借口，就会将你折磨死的。夹边沟农场档案中记载：“傅作恭1959年9月逃跑一次”， “1959年11月19日逃跑一次”,“傅作恭1960年3月5日，打人两次，无悔改，罚戴手铐三天”，“傅作恭将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运动、抬垡子打擂台和迎接国庆节十周年大干苦战乱发怨气说成为疲劳挣扎”。夹边沟农场领导将他发配到到新添墩作业站基建队劳动改造，这是一个改造右派分子的强劳队。在这里身体好的人都被累垮了身体，何况他是一个浑身有病的病人。
在将沙山搬掉、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的三个月里夹边沟就死了一百多人，那时傅作恭就晕倒了多次。因为，傅作恭劳动太老实，性格也太倔强，整天埋着头干活不说话，劳动强度太大，傅作恭又是个大饭量，经常饿着肚子。接着是1960年的春天，挖垡子、抬垡子又开始了。新添墩作业站要将芦苇沼泽地里的根泥挖出来晒干后烧成灰了当肥料，这叫挖垡子。而将根泥块装在筐中抬，称为抬垡子。那时一般每筐装四块草垡子，人们一摞就是七八筐，用人工抬到地里，也有用拖拉机拉的，在地里先摞起来，等风干后再用火来烧。当时，新添墩分队长管教赵来苟唆使小队长胡家颖用芨芨草拧搓的草绳挽个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后推，刚走两步，就一头载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过了一会逐渐苏醒过来，由两人架着拖到场里。傅作恭所在小队1959年时小队长为孙木章。档案里说他“当众破口大骂小队长是大坏蛋，小组长是男盗女娼，没有人性是牲口。”在傅作恭夹边沟农场小队组里的鉴定材料中这样写道：“傅作恭对所犯错误无丝毫认识，畏罪潜逃，拒绝改造，抗拒劳动，破坏生产和各项运动，开口骂人，动手行凶，不满社会主义，坚决仇视我党，死不悔改。”
“傅作恭于1959年11月19日晚下两点钟逃跑，随身带包袱三个，其中小包袱两个大包袱一个，跑到途中我捉住后，将三个包袱送给小队长孙木章，并将发生的情况汇报给小队长。
上述都所属实
旁征人：马守义
1959年12月3日”
（关于傅作恭的几次逃跑，据我采访当时与傅作恭一起的孙绍斌和另外一些人，他们告诉我傅作恭当时准备要跑队里事先已有察觉，事先在他身边安排了卧底，欲擒故纵故意让傅作恭跑，然后派马守义在半道将其抓获的。）
那个时候场里反复说谁劳动好，就给谁摘帽子，谁就可以先释放回家与老婆娃娃团聚。所以，人们就拼命表现，积极争取早日走出夹边沟。抬垡子打擂台，每隔二百米路分一节，两个人抬上七八个摞起的满筐跑过去，放下，再把上一节的空筐转回来。这种打擂台，哪一节若慢了，垡子就被倒在地下堆起来。堆积了垡子抬得慢了的人，收工后就要被扣饭，而且还要继续干完。而张干事有意识的把身体弱的犯人分到后节，后面的路长一些。当时，傅作恭被分在第三节。那么大的个子每天只吃一个小饼，况且已被连续扣了三天的饭，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有一天，傅作恭晕倒在了一棵沙枣树的旁边，赵振忠队长过去问道：“傅作恭你怎么了？”傅作恭说：“我抬不动了，我饿了三天了。”那天下工后，傅作恭已走不成路了。司继才赶快叫来了劳改农场时留下来的段照熙大夫让他给傅作恭进行了抢救。赵振忠队长让四个人送傅作恭，由于新添墩作业站离夹边沟医务所有很大一段路程，于是每两个人抬一根扁担，一根扁担上放傅作恭一个胳膊，傅作恭是被架到医务所的。
1960年5月份傅作恭病危连夜从新添墩作业站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场部医务所，这个医务所人们称其为医院，因当时这里劳教人员由于饥饿和强体力消耗已经人满为患，根本没有了住院放病人的地方，于是将傅作恭送到了离医务所较近的夹边沟农场场部农业队三队，与刘而森住在了一起。刘而森和王俊峰是夹边沟农场抽出来专门埋死人的。傅作恭临死时就在这个农业队三队宿舍里进行抢救，没有抢救过来，死后是劳教人员刘而森和王俊峰将其埋到了夹边沟农场场部跟前的毛夹山后面。
1961年夹边沟农场迫于上面的压力给每一个死去的劳教人员编了一份死亡报告，傅作恭的死亡报告也被匆匆忙忙编写出来放进了档案袋。
傅作恭死亡报告
傅作恭，男，38岁，山西省人，于1960年5月患病死亡。患者在58年去场时自诉有肺结核、脱肛史，平时经常腹泻，曾经以健胃收敛剂治疗，并休息及轮劳照顾。自59年冬身体逐渐消瘦，曾昏倒一次，急救清醒后给予休息和治疗，病情有好转。
于60年5月发生严重腹泻，即入病室修养治疗，患者伴有咳嗽、气喘、体质瘦弱、心音弱，心动缓慢，给予营养、强心剂、健胃收敛剂及抗痨药物，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稍有好转后回队休养治疗。在60年基本未参加劳动。患者虽经常内服营养剂，但体质逐渐消瘦、衰弱。59年11月11日患者私自外出，发生昏迷，经发现后即大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重，急剧恶化，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
死亡诊断：急性心力衰竭（埋葬本场山后）
主治医师：陈造堂
勘验机关：酒泉人民检察院
1961年11月8日
（盖章；中国共产党地方国营酒泉夹边沟农场支部委员会）
这是傅作恭档案里的一封夹边沟农场在傅作恭死亡一年多后的死亡报告，这样的报告夹边沟农场其后给每一个死亡的人员编了一份，一是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和寻亲的家属，二是留作档案证明死亡的合理、农场的仁至义尽。但从这份报告所说1959年11月11日就抢救无效而停止呼吸，1960年5月怎么再能够发生严重腹泻，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急急忙忙草草编造时的素质和无耻。
1979年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经甘肃省林业局党组1979年2月10日会议研究，傅作恭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按干部正常死亡处理了善后工作。
（6）
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海量的信息蜂拥而至难免泥沙俱下。有些立场先行的人在传播一些信息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刻意做一些加工，好像不加工一下，就不能深刻的说明问题。
具体到傅作恭身上，好像不说他是海归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不说他是水利专家、不是傅作义的亲兄弟，傅作恭的遭遇就不足够凄惨。但他们忘记了，如果有人以此作为否定他们的证据，将会抵消他们所拿出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而如果长期如此对历史做人为加工，他们和他们自己讨厌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事实证明，傅作恭的遭遇根本不用加工，语言早已经无力描述他承受过的一切苦难。
天地作证，夹边沟默默记下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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